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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6日至5月9日，第二輪第三批8個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進駐山西、遼寧、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廣西、云南8個省（自治區）開展督察。

        進駐期間，各督察組深入一線、深入現場，查實了一批突出生態環境問題，核實了一批不作為、慢作為，不擔當、不碰硬，敷衍應對、弄虛作假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并予以曝光，引起社會高度關注，充分發揮了督察的震懾、警示和教育作用。

“老面孔”頻現，不少問題多次被督察組“點名”

        記者梳理發現，此次中央生態環保督察期間公布的典型案例中涉及的問題，其中有不少是在此前督察中就被“點了名”的，相關責任主體可以說是督察領域的“老面孔”了。

在河南，第一輪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及“回頭看”均指出，河南省一些地方垃圾處理設施建設滯后、垃圾填埋場污染問題突出，為此，河南省督察整改方案專門制定了相關措施。然而此次督察發現，新鄉等市對垃圾填埋場長期超負荷運行和滲濾液污染隱患突出問題重視不夠、措施不力，失職失責，導致垃圾填埋場污染隱患依然突出。

        在山西，第一輪中央環境保護督察曾指出，山西省24個自然保護區存在違法違規建設項目，山西省督察整改方案明確了相關整改要求。第一輪中央環境保護督察后，忻州市有關地方及部門雖然對臭冷杉省級自然保護區內采選企業進行關閉，但是有關地方并未對堆放的大量尾礦砂等廢渣進行清理，也未開展生態恢復治理。

        在湖南，2018年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回頭看”期間，群眾3次投訴湖南省湘西州永順縣芙蓉鎮雨龍村垃圾焚燒點問題，湘西州僅對群眾舉報的具體點位問題進行了整改，而對轄區內存在的大量同類問題視而不見。2020年11月群眾舉報的一處焚燒站污染問題，至此次督察進駐時依舊存在。

        在云南，第一輪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及“回頭看”均指出，云南省個別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存在違法建設小水電等問題。文山州政府明知二河溝一級電站違法侵占文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核心區和緩沖區，卻裝作不知道這回事，在整改時回避矛盾，不將該電站納入排查整治范圍，在上報整改情況時還謊稱“中小水電清理整改工作已完成”，企圖蒙混過關。

        上述這些問題，都是此前中央環保督察要求整改的問題。可見，有的地方雖然已經接受過督察“體檢”，也曬過整改清單，但整改落實情況與中央要求還有差距，與人民群眾的要求也還有差距。有的地方甚至舊疾未除又添新病，反映出有些深層次問題積弊較深，徹底扭轉仍需時日，推進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依然任重道遠。

責任空轉，“黨政同責、一崗雙責”落實不到位

        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部署。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對本行政區域的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及生態環境質量負總責，各相關部門要履行好生態環境保護職責。而此次督察卻發現，一些地方在落實生態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上還存在偏差。

        責任落空，履職缺位者有之。湖南省株洲市老舊污水管網、雨污合流制管網改造滯后，雨污混流水直排湘江。作為行業主管部門，株洲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在報送數據時與實際情況存在較大出入，且對污水管網未覆蓋區域、面積、人口，雨污合流制管網長度、分布，管網錯接、混接、缺陷等基礎信息“一問三不知”。

        放松要求，降低標準者有之。安徽省淮北市在新建項目煤炭消費減量替代工作中放松要求，對企業的節能監督檢查流于形式，導致全市煤炭消費總量數據產生較大偏差。淮北市發改委督促檢查工作不嚴不實，始終未對企業相關違法違規問題進行查處。

        放任縱容，包庇漠視者有之。遼寧省沈陽市沈陽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落實生態環境保護主體責任不到位，有關部門環境監管失職失責。園區污水處理公司多次向開發區管委會及有關部門報告進水指標長期超標問題，但管委會及有關部門置之不理，默許縱容園區企業長期違法排污。

        任性妄為、造假應付者有之。云南省玉溪市通海縣在杞麓湖污染治理工作中，為達到水質考核要求，采取稀釋國控監測點附近區域水體污染物濃度、在國控監測點周邊建設柔性圍隔工程等手段，干擾采樣環境，造成水質改善的假象，搞樣子工程，做表面文章。

        分析這些問題不難發現，有些地方在認識上存在“慣性”。一些地方長期重經濟輕環保、重發展輕保護，將發展與環保對立起來，將政績與民生割裂開來，關心的只是GDP數字增長，關心的只是地方經濟排名的光環，無視群眾環保訴求，漠視中央生態環保督察要求。有些地方在行動上存在惰性。對中央重大決策部署、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態度消極，行動遲緩；對已經明確的重點工作，敷衍了事，得過且過；對應盡的職責選擇性履行，對于認為能給自己政績加分的工作干勁十足，對于認為提升自己政績幫助不大的工作消極應付。

        地方黨委政府和相關部門的主體責任弱化和監管責任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違法主體屢教不改的“底氣”，影響了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的權威和成效。

缺乏剛性約束，生態環保為經濟發展讓路

地方黨委政府是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總舵手”，相關部門是某些領域的重要“把關人”，有責任從規劃、政策、產業布局等方面確保本地區走高質量發展、綠色發展之路。然而，從此次督察通報的典型案例來看，一些地方在推動落實中央生態環境保護決策部署過程中還存在左右搖擺、舉棋不定、生態環保為經濟發展讓路等問題。

        云南省昆明市遲遲不按《云南省滇池保護條例》要求編制出臺滇池保護規劃，相關省級職能部門履職不到位，未及時指出并制止滇池長腰山等區域的違規開發建設問題，導致滇池保護長期無“規”可循，滇池“環湖開發”“貼線開發”現象愈演愈烈。

        河南省鄭州市中牟縣借三劉寨引黃灌區調蓄工程建設之機，建設濕地公園；開封市借黑崗口引黃灌區調蓄水庫工程打造所謂的“開封西湖”旅游景區，進一步加劇了地區水資源、水生態、水環境承載壓力。

        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鳳山縣委、縣政府無視地質公園保護管理要求，以旅游開發名義行房地產開發之實，多次召開會議積極推動房地產項目，在地質公園保護區內先后上馬。

        江西省九江市在能耗總量突破“十三五”控制目標的情況下，2020年又有22個高耗能項目未落實能耗替代，新增能耗167.22萬噸標煤，九江市有關區縣發改部門履職不力，簡單做出處罰通知就認為履職完畢，項目違法建設行為依舊。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堅持綠色發展是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要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環境污染綜合治理、自然生態保護修復、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等方面采取超常舉措，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態環境保護。

        對于生態環境保護，中央有要求，省委省政府有部署。一些地方為了上項目想方設法搞變通、想歪招，歸根結底，還是沒有從思想上認清發展與保護關系，發展思路尚未得到根本扭轉。有的對發展的內涵理解過于狹隘，將發展等同于單純的經濟增長，卻忽視了生態效益、民生效益、社會效益等方面內容。有的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對立起來，認為要實現經濟增長，就必須犧牲資源環境。破除舊發展觀之弊，踐行綠色發展觀，推動高質量發展，是擺在各地黨委政府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

        開展生態環境保護督察是黨中央、國務院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一項重大制度安排。督察進駐雖然已經結束，但后續的整改工作遠沒有結束。整改是督察工作的落腳點，是改進工作的重要抓手，督察成效要真正落到實處，關鍵還看整改。整改不到位，督察效果就會大打折扣。下一步，各地一定要加快補齊思想短板，切實提高政治站位，真整實改、到位到底，以扎扎實實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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